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缴翼飞 实习生 林润 北京报道
进入2024年之后，中国的绿色化发展进程明显提速。中央深改委在今年3月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其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等一系列落地政策也相继出台。
6月20日，中国新闻社国是直通车举办“能源中国——统筹转型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下的产业动能焕新”主题活动。与会专家表示，目前中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绿色转型以及相关投资已经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投资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未来30多年，绿色低碳领域投资潜力可达到140万亿元到2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要统筹好能源转型与经济增长、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要贯彻“先立后破”的总方针，通过政策创新为动能转换护航。
绿色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会上指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设备制造、绿色投资和市场发展等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绿色创新带动了大量的绿色投资，已经成为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投资创新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新动能之一。
“过去很长时间里，谈起环保和减碳，一些地方政府有时还会担忧这对经济增长会不会形成拖累，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转变，人们明白这二者是相互促进和共赢的关系。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之内，低碳绿色产业已经成为疫后经济复苏和增长重要的驱动力量。” 刘世锦认为，当前需要加快推动创新型减碳，通过创新形成新的工艺、技术等，达到相同产出情况下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放。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目前总体上处于增长动能转换的当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显著要求，就是发展要对全球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稳定的生态系统和优良的环境质量作出贡献。健全的生态系统和优良的生态环境质量正在成为国民财富中占比日益上升的自然资本组成部分。
“从市场需求看，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需求支撑。”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琪嘉表示，一方面，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我国太阳能发电和风电装机需求，均为目前装机规模的4—5倍。从替代当前传统燃油汽车一半比例计算，新能源汽车也有近1.5—1.6亿辆增量空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未来增量空间十分巨大。另一方面，全球对绿色发展需求潜力巨大，也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广阔市场。
如何选择符合国情的低碳转型路径？中国电建集团首席专家、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彭程指出，要贯彻“先立后破”的总方针。其中，“立”包括确立新能源的主体地位、推动调节性煤电适度发展和灵活性改造、发展水电和抽水蓄能，以及新型储能技术等。同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应保持煤电厂作为电力系统重要节点的角色，并发挥其在电力系统中的支撑作用。
对于不同区域的发展重点，彭程建议，三北地区应重点推进新能源基地化和规模化开发，以及光伏治沙等新模式；西南地区应发挥水电基地的作用，推进流域水风光一体化综合开发；中东南部地区则应注重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利用；沿海地区则应探索深远海风电等新型能源技术。
多类行业转型空间巨大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建筑占据很大分量，建材的碳排放量非常大，要通过碳市场推动建造商选择节能低碳的建材，就如同消费者选择节电冰箱、节电电器一样。绿色建筑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三个方面:更节能、更多可再生能源应用、更加健康舒适。
在节能方面，仇保兴建议，建筑用能要计量数字化。他举例称，对于北方集中供暖，若给所有建筑安装计量表，按热水使用量收取相应费用，将有助于减少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常务副秘书长刘小诗表示，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传统燃油车，标志着其发展进入全面市场化的新阶段。根据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预测，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有望达到1300万辆。值得关注的是，成本持续下降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有利因素。
“但目前新能源汽车战略推广过程中，仍存在推广不均衡的问题。”刘小诗指出，一是推广过程不均衡，一线城市和农村市场之间差距较大，去年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近40%，四线及以下城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到30%；二是由于动力电池性能差异，北方地区推广存在瓶颈，东北、西北地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仅25%，远低于东南沿海地区的40%。三是商用车发展滞后，去年商用车销量45万辆，渗透率仅11%。
刘小诗认为，想要进一步激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潜力，需加大下沉市场的推广力度，根据不同动力性能和环境适用性优势，进行因地制宜的推广，还要加强商用车的推广应用，改善新能源汽车的经济性能。
在光伏产业方面，光伏企业隆基绿能分布式事业群副总裁蒋东宇指出，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户用光伏主要以农村光伏为主，它是一项优质资产。所以，要把户用光伏收益更大让给农民。蒋东宇还对未来户用光伏等发展提出建议:一是户用光伏要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把收益更大让给农民；二是要有消纳，要有序配合电网改造；三要建立农村光伏和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在他看来无序发展会带来很多隐患，要严抓工程质量；四是建议户用光伏进城发展；五是关注户用光伏的售后运维。
财政金融政策要与绿色转型相匹配
近期，国务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以及相关细化政策陆续落地。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原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认为，这两个行动方案为未来几年绿色金融提供了重点发力方向，金融机构要以能效为核心，提高技术装备效率，促进技改融资。如果技术装备改造不能带来能源效率的提升以及温室气体减排，产生效果将非常有限，长远来看如果碳价进一步提高，可能还会产生负效益。从这点来看，现阶段技术改造和以旧换新要把提高能效作为核心点。
“未来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功能，为不同行业设立专业性担保机构。另一方面可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叶燕斐说。
叶燕斐还提到，围绕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要促进新型城乡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新型城乡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堵点。对此，一是要规划先行，动态调整规划；二是要建设集中式大电网与分布式微电网并重的新型数字化智能化电网；三是按照市场化方式调整不同市场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在能源的市场化定价方面要实行低碳低价，高碳高价以及低质低价，高质高价；最后则是要构建微电网、虚拟电厂和车网互动的融资主体。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绿色低碳发展需要有匹配的政策。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要有为，支持市场主体提高绿色转型的积极性，它的必要性就是弥补市场缺陷，例如通过必要的税收，把所谓外部成本内部化，在资源税、消费税里的设计上就是要达到上述作用。
“政策一定是区别对待的，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但区别对待的合理性需要以阳光化、专业化、法治化来保障，尽量提升合理化水平。与之对应的政府财政预算，要强调公开、绩效取向、公众参与，接受社会监督，这样才能保证阳光化、专业化。”贾康表示，接下来要建立财政补助、专项支出以及支持银行金融性政策性融资机制，以支持市场主体更有积极性去绿色转型。
“如果把新能源产业放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角度来理解的话，还是要把‘等不得’和‘急不得’两方面统筹起来。” 魏琪嘉表示，所谓“等不得”就是看准了方向、路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加大支持力度，“急不得”就是要形成一个有序建设的节奏，要防止重复建设，坚决避免一哄而上，千篇一律，要立足本地发展特点制定相关合理的规划，同时财税政策等相关政策要在差异化支持基础上找到立足点，这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